一个婴儿的死亡，改写了全球用药指南。
而如今，这篇论文却被接连质疑造假，还牵出一系列学术不端事件。
在这背后，是一位被誉为「孕产期用药安全第一权威」的顶级科学家，和一场长达十余年、几乎无人愿意倾听的追查。
究竟是真理越辩越明，还是一场精心掩盖的系统性造假？
史上首例「死于母乳」的婴儿，改变了全球用药指南
2005 年 4 月 18 日，一位加拿大女性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取名为塔里克。
婴儿出生体重近 8 磅，Apgar 评分完美。产后，医生给刚刚产子的母亲开了一款对乙酰氨基酚/可待因复方制剂，用于镇痛。在当时，这是北美产科处理会阴侧切术后疼痛的常见处理方式。
在出院后的第一周时间里，塔里克发育一切正常。然而，4 月 29 日晨 6 时 30 分，意外突然发生，塔里克开始拒绝哺乳、嗜睡。当天夜里，家人报警求助，此时塔里克已经持续嗜睡约 20 小时。救护人员赶到后，塔里克已呼吸停止，最终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法医毒理学报告显示，塔里克血液吗啡浓度达到了 70ng/mL，同时还可检出可待因，死因为阿片类药物中毒。
究竟是意外中毒，还是刑事案件？法医办公室立刻邀请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儿科药理学/毒理学家吉迪恩·科伦（Gideon Koren）介入调查。
吉迪恩·科伦
科伦其人，在加拿大医学领域的地位很难用几句话就概括。
他生于以色列，先后完成儿科和儿科肾脏病学的研究生培训，随后专攻儿科毒理学和药理学，并于 1982 年移居加拿大，加入多伦多大学病童医院（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在这里，他晋升速度极快，很快成为儿科学、药理学和内科学三个领域的正教授。
1985 年，科伦在医院创立了「母亲风险」（Motherisk）项目，这是当时全球首个系统性研究孕期和哺乳期用药安全的临床与科研平台。在此后三十年里，Motherisk 成为北美孕产期用药安全的权威来源。
学术方面，科伦发表了超 1750 篇同行评审论文，出版 15 本医学专著，研究方向几乎涵盖孕期和儿童用药安全的所有领域。Nature 2018 年的一篇分析将他列为「超高产作者」，指出某些年份，科伦平均不到五天就产出一篇新论文。
不仅如此，这样一位履历亮眼、国际知名的医生，还是一位业余民谣音乐人。科伦在医院牵头创立了儿童剧场，定期在病房为患儿演出。曾有学者这样评价道：「你见过几个人，既是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临床医生，又在儿童剧场登台表演？」
吉迪恩·科伦
时间回到 2005 年。在经过了一系列调查后，科伦给出结论：塔里克的死亡原因，竟然藏在母乳中。
科伦进一步详细从药理学上解释：可待因进入人体后，在肝脏中经 CYP2D6 酶 O-脱甲基化后生成吗啡，从而起到镇痛作用。但是，不同个体之间，CYP2D6 基因可能存在变异——
携带两个以上功能性 CYP2D6 等位基因的人被称为「超速代谢者」（ultrarapid metabolizers，UMs），可将可待因更快速、更完全地转化为吗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可待因治疗剂量正常，「超速代谢者」也可能出现吗啡过量的临床表现。
随后，科伦对塔里克母亲进行基因检测，发现她携带三个 CYP2D6 功能拷贝。保存在冰箱中的母乳样本，吗啡浓度为 87ng/mL，是既往文献报道最高值的 10～20 倍。
随后，科伦团队将上述发现以病例报告的形式发表于医学顶刊，并明确给出结论：对所有哺乳期婴儿而言，可待因不能被视为安全药物。
这篇论文，也是历史上首个有记录的母乳致婴儿死亡案例。
很快，监管机构纷纷行动。FDA 将可待因超速代谢者哺乳期用药风险纳入正式的黑框警告，美国儿科学会（AAP）将可待因从「哺乳期可用药物」清单中移除；加拿大、欧洲各国监管机构相继跟进修改处方指南；中国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中，如今也明确标注了「哺乳妇女禁用」。
被质疑造假，核心证据竟然是瞎编的？
此后数年，科伦团队继续在发表多项研究，扩充着这一理论体系。
2007 年，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Canadian Pharmacists Journal 先后发表多篇科伦团队文章，进一步论证风险机制；2008～2009 年，科伦团队又陆续发表病例对照研究，描述哺乳期母亲服用可待因后婴儿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症状的发生情况。
然而，质疑声音很快出现。
2008 年，几位毒理学家在期刊发表质疑信，认为塔里克很可能死于直接给药，而非母乳暴露。
根据当前的药代动力学数据，即便是 CYP2D6 超速代谢者，其吗啡总暴露量也仅比常人高约 50%。但是，死亡塔里克血液吗啡浓度却比预期高出 50 倍，两者之间差了整整两个数量级，基因型根本无法解释这个差距。
此外，科伦核心论文刻意略去的一个关键信息：塔里克血液中同时检出对乙酰氨基酚。
对乙酰氨基酚在母乳中「乳汁/血浆」比值极低，以塔里克母亲的的用药剂量，新生儿通过母乳摄入的对乙酰氨基酚日剂量应在亚治疗剂量以下；但塔里克血液中对乙酰氨基酚浓度与直接口服治疗剂量后的预期水平相符，无法用乳汁传递解释。
在受到质疑后，科伦的反应是全力压制。他以「会对悲痛家庭造成伤害」为理由，拖延质疑信的刊发。
2010 年，多伦多大学多伦多大学内科学与儿科学教授大卫·尤尔林克，在调阅案件原始档案时发现了一个从未被公开的重要数据：
塔里克血液中可待因浓度为 300ng/mL。
大卫·尤尔林克
以母亲的用药量经母乳传递，新生儿血液可待因浓度预期应在个位数 ng/mL 量级，但实测值却超出了理论预期上百倍。同时，死后检查发现塔里克胃内残留约 2mL 白色凝乳状物质，其中可以检出可待因，但未检出吗啡。
大卫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有人将碾碎的药片直接喂给了这个孩子！
大卫决心进一步追查，但几番向警方提供的报告一直石沉大海。同时，他还关注到了另一个发表于加拿大儿科学会期刊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 的「蓝色男婴」（Baby Boy Blue）病例。
论文截图
这篇病例同样来自科伦团队。一名一周龄男婴，因嗜睡、喂养困难及呼吸过缓就诊，血液吗啡浓度 55ng/mL，母亲 CYP2D6 基因型确认为超速代谢者，静脉推注纳洛酮后症状迅速逆转——阿片类拮抗剂有效反应，这是阿片类药物中毒的强力支持证据。
这篇证据链更完善的研究让大卫几度动摇，如果「蓝色男婴」是真的，此前的质疑很可能也只是巧合。
直到 2018 年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卫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碰巧与「蓝色男婴」的一名论文合著者同乘一辆出租车。借这个机会，大卫问起了困扰自己近十年的问题。
「哦，蓝色男婴那个病例啊，是我们编的。」
那是编的。
蓝色婴儿、母亲、兄弟姐妹、基因检测结果、血液吗啡浓度，全部是虚构的。这篇以真实病例报告格式发表、经同行评审的文章，在无任何免责声明的情况下，被引用于至少一起法庭案件和一篇博士论文，并进入了多个临床教学体系。
真相，已经呼之欲出。
影响百万婴儿，调查仍在继续
首先被问责的是「蓝色男婴」所在的期刊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
调查发现，自 2000 年起，该期刊持续刊发经同行评审的临床教学案例。期刊在作者须知中说明，这些临床小案例可以是虚构的，但这一信息从未出现在文章正文，也从未提醒任何读者。
2025 年，期刊对旗下 25 年间、共计 138 篇此类文章统一发出更正声明，注明均为虚构教学案例。
期刊截图
那么，20 年前被认为死于母乳的塔里克，真正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2026 年初，科伦的一名学生、塔里克论文作者之一提交正式撤稿申请，并指控，她在档案中发现一封科伦冒用自己的名义联署但未发表的信件，信中将胃内容物毒理学筛查结果故意颠倒——实测结果为检出可待因、未检出吗啡，科伦却声称「胃内容物检出高浓度吗啡」。
「他是深思熟虑后，故意撒谎的。」指控者这样说。
目前，对这项研究的新一轮调查已经启动，但稿件仍未撤回。
这场围绕学术造假的纷争仍在持续，但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已经持续了 20 年。
科伦的论文让可待因在哺乳期的使用被全面封堵，医生转而推荐成瘾性更高的氢吗啡酮和羟考酮作为产后镇痛——这两款药物，也是北美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核心。
一项综述研究发现，许多被开具阿片类药物的产后女性，为了「保护」孩子主动放弃了母乳喂养。研究估计，全球受此影响的婴儿数量轻易超过数百万。
不仅如此，「死于母乳」的概念也已经被引入法庭。有调查发现，在美国，至少有两起极有可能涉及直接给药的案件中，「死于母乳」的理论成为了法律辩护依据。欧洲也记录了至少 14 起类似案例。
「可待因这个药物现在临床上非常少见，几乎已经不用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陈军介绍，目前在疼痛科门诊，可待因可能会以复方形式与其他药物联合用于肿瘤患者的镇痛，但在妇产科几乎不使用。
「主要原因是可待因的镇痛效果很弱，甚至不足吗啡的一半。目前临床上芬太尼、舒芬太尼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没有理由再使用可待因。」陈军说。
「如果哺乳期误服了含有可待因成分的药物，保险起见，建议 24～48 小时弃掉母乳，代谢掉再哺乳。」
策划：z_popeye｜监制：islay
编辑：ifhealth 来源：丁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