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性恋正名

《马男波杰克》第四季中，托德·查韦斯（Todd Chavez）公开承认自己是无性恋者。© Marcos Chin

利维坦按：

《马男波杰克》里，托德·查韦斯常常思考自己性别认同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约会中，有女孩对他感到疑惑：“我感觉你好像喜欢我，又好像不喜欢。”托德如实告诉对方说，自己既不是同性恋也非异性恋，“我可能什么都不是。”在剧中，托德花了一季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研究人员通常将“无性恋”定义为不受到性吸引，或是对性行为缺乏兴趣的一些人。据加拿大心理学教授安东尼·博盖特（Anthony Bogaert）估计，他们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无性恋人数近1000万人。因为根据最新数字，中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大约有10亿人。

在研究生阶段，人们经常问梅根·卡罗尔（Megan Carroll）是否是同性恋。她的社会学论文探讨了同性恋父亲群体内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她的研究参与者对她的性取向很感兴趣。

“我会说，‘哦，我可能主要是异性恋？我不太确定。这很复杂。’”这是她在那时能够表达的最接近真相的说法。

在高中时，她曾对男孩和女孩都有过好感，并与男性建立过恋爱关系；当她身边有浪漫对象时，她的心跳会加速。但当考虑与他们中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时，她对此却不感兴趣。她的朋友向她保证，她只是需要遇到那个对的人，能够点燃她的激情的人。

然而一直到18岁，这件事仍未发生。卡罗尔认为自己可能只是性欲较低，开始寻找合理的解释。她怀疑是长期避孕药导致的，咨询了一名护士，后者提出可能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只是个糟糕的情人”。

随后，她怀疑是为治疗抑郁症而服用的药物导致的。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拜访了多名治疗师、精神科医生和医生，并尝试了不同的抗抑郁药，其中包括一种不太常用的处方药——一种导致心跳加速的罕见药物。最终，她选择了一种在临床试验中未对性欲产生显著影响的抗抑郁药。

在这些年的尝试中，卡罗尔的性欲——即对性刺激和释放的生理欲望——确实有波动。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是，她的性欲很少（如果有的话）是针对另一个人的，甚至是她暗恋的人。

2016年，卡罗尔偶然看到了一篇关于无性恋（Asexuality）的脸书帖子。她曾听说过这个术语，通常被定义为几乎感受不到性吸引力，但她从未觉得这个词适用于自己。随后，卡罗尔看到一条评论提到了半性恋（Demisexuality），即只有在与某人建立情感纽带后才会感到性吸引。

无性恋是一个光谱的概念，这为她打开了一个在她性别和性取向课程中从未讨论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性欲望并非对美好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这个观念颠覆了关于人类本质的文化假设，对无性恋者来说，认识自己的身份往往是困难的，更不用说接受了。“你的存在本质上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规范相对立，”加拿大温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无性恋性别与性取向学者CJ·查辛（CJ Chasin）说。即使在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无性恋后，卡罗尔仍然继续向医生咨询，试验不同的药物，最终才接受了她就是这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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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心理学研究表明，无性恋不应被归类为一种疾病，而应该被视为类似于同性恋或异性恋的稳定性取向。文化观念和临床医学在认知上进展较慢。直到最近，学术研究者才开始将无性恋看作是一种合理而未被充分探讨的人类生活形式，而非健康问题的指标。

在生物学中，“无性”（asexual）这个词通常用于指那些无需进行交配就能繁殖的物种，比如细菌和蚜虫。但在一些需要交配才能繁衍后代的物种中，比如羊和啮齿动物，科学家观察到一些个体似乎没有驱使它们进行交配的欲望[1]。

这种行为更类似于人类的无性恋，这个直到最近才在医学文献中零星提及的概念。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右）与他的伴侣李兆棠（1907-1993）。赫希菲尔德曾于上世纪30年代去中国讲学，认识了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医科的李兆堂。© wikimedia

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描述了没有性欲望的人，他称之为“性感麻木症”（anesthesia sexualis）。1907年，早期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牧师卡尔·施莱格尔（Carl Schlegel）主张对“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双性恋者（和）无性恋者”实行“相同的法律”。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1940年代设计了性取向的评估量表时，为那些出人意料地报告没有社交性接触或反应的受访者创建了一个“X类别”——他估计，在美国16至55岁的男性中，这些例外情况占了1.5%。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性恋在科学研究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只是偶尔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和学者中被提及。

直到互联网的出现，全球范围内的无性恋者才开始在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彼此的存在。21世纪初，他们开始通过概念和标签的基层发展，构建了一个共享的语言，绘制了无性恋的全貌。他们自称为“aces”，倾向于将性和浪漫吸引力划为他们自己的范畴；无性恋者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经历不同程度的状况。

Aces可能对性感到排斥、中立，或者喜欢；他们可能频繁或从不发生性行为。有些无性恋者性欲强烈，而有些则没有。有的无性恋者进行自慰，而有的则不。尽管无性恋群体的成员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相对缺乏对他人的性欲望，有时甚至是浪漫的吸引力。

然而，在当时，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成为无性恋者可能被认为是精神障碍的征兆。如果有人报告由于性欲低而感到痛苦，医生可能会诊断他们患有性欲减退障碍（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HSDD）。如果一个人的伴侣对其低性欲感到不满，他也可能被诊断为患有这种障碍，即使他本人对此并不介意。

换句话说，夫妻中“不太喜欢性的那个人就有障碍”，无性恋可见性和教育网络（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简称AVEN，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无性恋社区”，到2012年，它已发展到50,000多个成员）创始人大卫·杰伊（David Jay）解释说。

《马男波杰克》第四季剧照。© Netflix

许多原因可能导致性欲水平在生活中有所波动，这些原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医学上需要被关注的，包括激素水平，以及心理健康的变化。

如果有人对性欲下降感到显著痛苦，他们可能会从诊断和治疗中受益。但是无性恋者倾向于将感受他人性吸引力的缺乏看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取向，而不是需要干预的障碍。

因此，当在2000年代末开始更新DSM的工作时，AVEN的杰伊和其他人希望向起草DSM的科学家明确这一点。“我们希望研究人员至少能够了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然后再解读关于我们的数据，”杰伊说。AVEN团队对文献进行了审查，并采访了七位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心理学家。

AVEN将其研究结果整理成报告，并发送给负责重新评估DSM第五版HSDD诊断标准的委员会。其中一位委员是洛瑞·布罗托（Lori Brotto），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进行了一些最早期的无性恋研究[2]。

布罗托发现，AVEN的报告与她从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非常吻合，她的研究比较了自我认同为无性恋者和接受了HSDD诊断的非无性恋者之间的行为、经历和生理反应。她发现，在无性恋者群体中存在一些表现差异，这表明无性恋不应被归类为性功能障碍。

在2013年，DSM-5发布，其中关于性功能障碍的部分经过了修订，将HSDD分为男性和女性障碍，并赋予了新名称。每个障碍都包含一条说明，即，自认为无性恋者的人不应被诊断为患有该障碍。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不再将无性恋视为一种疾病，这为性研究者开启了新的思路。

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的性别和性研究员杰西卡·希勒（Jessica Hille）说，无性恋的研究在整个201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现在正在迅速发展。在2022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中[3]，希勒找到了2020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发表的28项关于无性恋的研究，“而10年前，你不会在（整个）领域找到28篇论文，”她说。

© Marcos Chin

今天，“在文献中无性恋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性取向，”希勒表示，但文化意识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与LGBTQIA+范畴下的其他性取向相比。希勒解释说，如果说一个人生活中缺乏对性吸引力的感知，仍然就像说他不吃饭一样，“如果你不吃饭，那就有问题，而且你在伤害自己。”无性恋者有时不仅会从家庭和熟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也会传达这种信息。

明尼苏达大学健康公平研究员谢尔比·雷恩（Shelby Wren）在2020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其中30%至50%在医疗环境中披露过无性恋的受访者表示，治疗师或医生将他们的无性恋归因于健康状况[4]。拟议的诊断包括焦虑、抑郁，在一种情况下，还包括人格障碍。

“当你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时，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雷恩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阻止了他们谈论可能与他们医疗保健有关的事情。”

而对于住在苏格兰的一位仅愿透露名字的演员和作家罗文（Rowan）来说，这种经历始于她与妇科医生的例行预约。当护士问是否有性生活时，她回答说没有——虽然有男朋友，但没有进行性生活。

“我不想要，”罗文对护士解释道，“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感觉还没准备好。”当时20多岁的罗文感到羞愧难当，“好像有一部分的我是不对的，而我想让它被修复。”医生将她转介给一位心理性治疗师。在第一次治疗中，罗文提到自己可能对任何人都感受不到性吸引力。在总计四次会诊中，罗文不记得治疗师有跟她讨论这一点；相反，治疗师建议对她的生殖器进行检查。

检查期间，罗文感觉“什么都没有”，就像感觉与身体脱离了一样。“当时我真的很困惑，体检就像和男朋友的身体亲密一样冰冷，且没有任何感觉。”罗文回忆说，治疗师报告说她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接下来的几次治疗中试图找出罗文的精神障碍问题。这些遭遇对罗文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包括对抑郁症治疗的犹豫。

© Marcos Chin

罗文并非孤例。在英国LGBTQIA+权益组织Stonewall于2023年10月发布的一份关于无性恋歧视的报告中，许多受访者报告说，对无性恋的了解不足曾在某个时刻对他们的医疗产生了负面影响[5]。

一位参与者的治疗师告诉她设定目标，克服她的“性恐惧”，并服用增加性欲的药物。另一位参与者的治疗师认为她的无性恋源于童年创伤，并会随着时间改变，这导致参与者迫使自己做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还有一位参与者的医生认为她的无性恋是由抗抑郁药引起的（卡罗尔解释说，尽管已经有研究显示，抗抑郁药可能影响生理上对性释放的欲望，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降低对他人性吸引力的感知，而性吸引力是与无性恋最相关的欲望组成部分。本文中引用的一些无性恋者从未服用这些药物）。

报告中的其他故事表明，当无性恋成为医生就诊的焦点时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完全不相关，干扰治疗，甚至造成伤害。这是报告中的一个“强权威模式”，报告主要作者、无性恋活动家亚斯敏·贝努瓦（Yasmin Benoit）表示。例如，一位正在遭受骨盆疼痛的参与者描述了她的全科医生在她看心理性治疗师之前不给她转诊到妇科医生的情况。这导致治疗的7个月延迟，并且根据参与者的说法，造成了“广泛的肌肉损伤”。

对于心理健康诊疗师而言，选择不透露自己是无性恋通常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查辛说。“被主动拒绝和误解总是糟糕的。”例如，无性恋者有时会被强制接受转换疗法（Conversion therapy），这是一种旨在改变某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做法。因为其危害广泛且有据可查，该疗法在美国的22个州被禁止用于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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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英国政府对LGBTQIA+人群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无性恋者是最有可能被施以转换疗法的群体，并且与同性恋者一样有可能接受此类治疗[6]。特雷弗项目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4%的无性恋青年被强制接受了转换疗法，与双性恋者的比例相当[7]。

在立法层面，贝努瓦表示，对转换疗法的禁令应明确提及无性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工作研究员萨曼莎·古兹（Samantha Guz）也表示，医疗从业者的专业协会也应如此：“无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中被彻底忽视，我认为仅仅提出广泛反对转换疗法的呼吁并不够具体。”

即使是出于善意的医生也可能无意中伤害他们的患者。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担心自己应该感受到更多性欲、并且不知道自己只是无性恋的患者，最初可能看起来与想要亲密性行为的患者相似，并且可以从旨在增加或恢复性欲的治疗中受益。

布罗托表示，对某些类型的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确实有助于一些性欲水平让他们感到痛苦和不满意的人。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痛苦可能并不是来自内在对性的欲望，而是来自外部压力，比如来自伴侣或整个社会。

“我曾经与一些人一起工作，我们花费了很多个月的时间，才让这个人真正理解无性恋与他们身份的契合程度，”这不是一个根植于健康或情境条件的问题，布罗托说。然而，大多数医生并不知道这样的区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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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受了自己的无性恋身份以来，罗文更加自在地表达爱意，并从朋友和伴侣那里接受爱意，而没有对性的沉重期望。与最近的心理治疗师一起，他们终于在治疗中积极地谈论了无性恋。“她会问我关于‘我的无性恋身份’的具体问题，但她不会对它的含义做出假设，”罗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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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美国性教育师、咨询师和治疗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exuality Educators, 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AASECT）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关心无性恋患者的立场声明[8]。声明表示，无性恋不是一种障碍或对创伤的应激反应，无性恋个体通常在寻找肯定性的医疗护理方面面临困难（不同于DSM，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仍未明确无性恋不是一种障碍）。

该协会反对“一切”试图改变或将某人的无性恋取向病理化的尝试，并将此类尝试标记为转换疗法。起草该声明的临床心理学家和性治疗师贾里德·布特-豪瑞（Jared Boot-Haury）希望，像美国医学协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这样的更大组织将提出类似的声明，并最终为临床医生提供清晰且经过实证支持的指南。

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无性恋的研究不仅确认其存在，而且探讨无性恋者如何在他们的关系中找到亲密感，以及在围绕性伴侣构建生活的文化脚本外寻找个人满足。无性恋社区必须重新构建爱情和关系以适应自己的需求；无论是无性恋者还是其他人，这种思考可能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杰伊表示。他引用了美国卫生部长最近发布的有关“孤独流行”的报告，该报告显示，社会联系在过去20年中显著减少。

“因为无性恋社区被剥夺了亲密关系的基础设施，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基础设施，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创新的场所，很多人，特别是非酷儿人士，突然对此很感兴趣，”杰伊说。他正在一个由三名父母组成的家庭中抚养一个孩子，这成为了2020年《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的主题（参见《无性恋者构建的三亲家庭》）。杰伊现在为无性恋者和其他人提供咨询，教导他们如何在文化规范之外建立有意识的关系。

© The Western Front

卡罗尔现在是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社会学家，她还研究了可能更广泛适用的无性恋人士资源。最近，她的一些工作研究了无性恋者和无浪漫倾向者在获取中产阶级住房系统方面经常面临的困难，这些住房系统是为核心家庭结构设计的，而对于许多无性恋者来说，这可能既难以实现也不可取。

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找到了无性恋社区的容身之地后，卡罗尔现在对推动她去看医生的困扰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她必须从“内心深处知道”她对性不感兴趣不是问题；她说，问题在于“其他的世界”。今天，她的学生们似乎对无性恋非常“接受，想要了解我所知道的事情”。

对无性恋的接受并不仅限于年轻人。当卡罗尔讲授关于无性恋的课程时，她经常讲述她母亲劳拉·沃格尔（Laura Vogel）的故事，后者是一名专门从事性创伤康复的专业咨询顾问。

沃格尔知道，创伤经历可能降低某人对性的欲望，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并不知道无性恋可能是完全独立于此的一种状态。当卡罗尔在2017年向母亲公开自己的无性恋身份时，沃格尔开始研究这个主题，意识到她的无知可能会影响她的客户。“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时期，”沃格尔告诉我。从那时起，如果一个客户表示对性几乎没有兴趣，她会送给他们有关无性恋的资源，看看能否引发共鸣。

“如果一个治疗师做了我妈妈现在做的事情……很难描述那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卡罗尔说，“这种意识可以帮助无性恋者免去多年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