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原来的公司，平时随叫随到的我，开始选择性接听倪恩施的电话。我并不是在摆谱，只是我遇到了新的麻烦。
新部门的经理是个高高壮壮的中年男人，表面对我很是客气，讲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可我知道，他并不欢迎我。
在接待客户的晚宴上，他将一整瓶白酒摆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笑面虎的语气，他说，“陆经理来得真是时候，我最近体检查出一堆毛病，老婆给我下了死命令，敢喝一口酒就离婚。但咱这老规矩不能破，所以今天，就请陆经理代为主持一下。”
说完就真的坐下来，皮笑肉不笑地望着我。我只好站起身，望着围坐在桌边的一群中年男性，说是客户，其实都是他的老搭档。
趁着提前喝下的酸奶还贴在胃壁上，我端起面前的白酒，微微点头笑着说，“初来乍到，不敢逾矩。酒我先干了，权当热场。”
半斤白酒灌进食道，我感觉整个内脏都烧麻了。“确实不胜酒力，只能担个热场，接下来，还是得请王经理主持大局。”
我双手示意，将酒局还给王川。趁着三旬过后的空挡，我偷偷溜出包厢，躲进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用手指抠出胃里的酒。喝酸奶、吃生鸡蛋、压舌吐酒，这些都是我在倪恩施那里学来的。这么多年，我跟着他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饭局中，他从不怂恿我喝一口酒。每回搀扶着烂醉如泥的他回到酒店，望着他发白的脸和垂进胸膛的头颅，有那么一刻，我的心头也涌过一丝酸涩。
尽管我知道，我们之间互不相欠，只是一场交易。
吃饱喝足之后，男人们的乐趣便是去做足疗按摩。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躲在隔壁包厢等着结账。中途手机没电，我出来租了一次充电宝，瞥见王川裹着外套鬼鬼祟祟从楼梯往下走，不知道去做什么。
我估算着时间，敲门进去问候。客人们休息得差不多了，王川还是没有回来。看见我进来，其中一个主任摆摆手，招呼一句，“咱不等他了，时间也晚了，回去吧。”
我合上包厢门，走到前台去结账，一边等他们换好衣服。
送走客人们之后，我站在足疗店门口，前台经理带着一个女技师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想起王川的衣服还落在上面，不知道人跑到哪里去了，电话也不接。我转身回到楼上，经理和女技师依然跟着我。
我问她们，“账我结过了，还有什么事吗？”
经理支支吾吾地问我，“刚才，和你们一起来的那位先生，还没有回来吗？”
“不知道，他的衣服还在包厢里。”我说着，走回刚才的包厢，看见这俩人还隔着一米的距离跟在身后。我笑了，转向一直低着头的女技师，问她，“说吧，多少钱？”
“啊？”她小心翼翼地答，“什么多少钱？”
“他是不是告诉你，他下楼去换现金？”
这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小姑娘睁着圆圆的眼睛，犹豫着点点头。经理慌忙摆摆手，打岔道，“没有没有，您别误会，就是刚才那位先生把车钥匙落在卫生间了，我们想还给他。”
我笑着摇摇头，想来她是怕我举报他们，王川不敢转账，也是怕留下记录。这么久没有回来，应该是找不到商店换现金。“多少钱？”我又问了一遍，“我转给你。”
小女孩谨慎地瞥了一眼经理，见经理不说话，才吐出一句，“一千二。”
付完王川的嫖资，我躺在包厢的沙发上优哉游哉地等他回来。王川回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已经帮他收拾利落了。他一声不吭地换好衣服，我们并排站在凌晨的街边等车。一辆空车闪着红灯过来，王川招招手，丢下一句，“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说完便上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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